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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社会︱“程序媛”的挣扎:当高跟鞋碰到

城市与社会︱“程序媛”的挣扎:当高跟鞋碰到高科技 刚下过雨,深圳南山区的城中村街道泥泞,却挤满了各色摊贩:卖盗版碟、瓜果蔬菜、烤扇贝生蚝,还有小孩子窝在西瓜摊上写作业。隔一条街,有一栋加盖的四层连体楼房,每层20户,每户30多平米,昏暗的楼道里堆满了捡来的垃圾。小熙就住在这里。她是一名IT程序员。

小熙来自湖南益阳农村,在L公司上班,做产品前端设计。2009年经老乡介绍来到深圳,住在城中村。客厅依稀的灯光下,堆满了衣物、行李、瓶瓶罐罐。我俩把西瓜切开,一人一个勺,开始舀着吃,墙上蟑螂闻到甜味,欢快地跑来跑去。谈起自己的家庭,小熙说:

“我不太回家。但是经常寄钱给他们。家里的两个弟弟需要交学费,得帮他们。当程序员比其他行业的女孩子挣得多。我能多挣,就得多帮助家里。我自己也能存些钱……而且老板说,干一段时间就帮我涨工资。”

20世纪以来,中国数字化产业蒸蒸日上,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相关就业人口超过5000万,但性别却始终缺席这一盛宴。建构这一数字帝国背后的成千上万的“码农”,一直是都是“隐形人”,更别提还会有人记得IT里面的技术女性。这群女性是谁?来自哪里?都在干些什么?IT技术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2015年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扎进田野,想要了解性别与技术如何在中国数字化浪潮的不断变动中互相影响、互相解释。

成为“程序猿”

对于很多女性来讲,成为一名IT程序员让人羡慕。那么,为什么这群女性想要成为程序员?在最初的职业选择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左右了她们的择业?成为程序员之后,她们又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研究发现,父权制仍旧是很多女性程序员择业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点在来自农村地区的女性当中体现最为明显。与以往凸显男性气质的诸多发现不同,我的田野资料呈现出来的女性择业,最主要的并不是“兴趣爱好”或者是“对编码、程序的痴迷”,相反,“收入高”“比较体面”以及“早点帮衬家里”成为她们择业考虑的重点。程序员花花说:

“当时小,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报志愿的时候,我家邻居的姐姐,之前在广州工作工作,说当程序员学软件,收入高,比去工厂打工高很多。我就报了。”

作为农村女孩,挣钱养家的责任在她们看来远大于自我发展和接受教育。在诸多访谈者中,如小熙一般每月寄钱回家、供弟弟上学的例子不在少数。这种“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在出身农村的女性程序员里表现尤其突出。相较于城市长大的女性,来自农村地区的女性程序员对于自己“打工妹”的身份更加认同和敏感。她们来到深圳的原因多是“靠老乡”或“有老家的朋友介绍”,在大城市一起租房、“抱团取暖”的情况比较多见。

上到大三的时候,花花来到深圳南山区,在一家教育网站公司实习,后来就留下来做数据分析。相较于自己在工厂缝牛仔裤的朋友们,花花满意自己的工作。而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去适应充斥男性气质的IT环境和工作特征。提及自己具体的工作时,她认为编程工作“无性别”特征,男女被“一视同仁”:

“我们(同指男性和女性程序员)基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加班,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女生,就要被优待。……如果你选择当‘程序猿’,那你就得做好加班的准备。老板这么想,我们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尤其是你跟别人合作做项目的时候。我更喜欢别人把我当做跟其他人一样的,而不是一个需要特别照顾的女生”。

比起其他刚参加工作的IT女生来说,花花习惯编程、工作努力、渴望在工作中表现自己。访谈时,她会频繁的使用编程语言、专业术语等技术类话语来强化自我的“无性别”身份。

正如社会学家恩辛格所言,除了极具冒险和创业精神的女性之外,IT行业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并不适合女性。这种性别气质的“不友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程序员融入程序员社群的难度。作为女孩,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为了让自己更好的融入群体,大部分受访的女性程序员接受IT产业中的男性气质,并会主动淡化自身的性别气质,迎合传统父权的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努力加班”“坚持不懈”的IT精神。

“程序媛”与性别分工

可与此同时,她们也知道自己与其他女生相比“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这种特别不仅仅体现在她们是IT界的“稀有动物”,更体现在作为女性的她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与技术开始打交道并可以与男性一样从事充满创造与挑战的工作。她们由“程序猿”摇身变成“程序媛”,由此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比起超市的收银员或者家庭主妇,当程序员会有更好的生活。你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你知道面前复杂的代码如何运作……你可以更自信地穿衣服,也可以给自己更好的生活。因为程序员是跟技术打交道,而大部分女生是不通晓技术的。”

采访张艾的时候,她刚刚开始在深圳南山区找到一份IT工作,主要做软件测试。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她并没有重复父母下工厂的老路,而是变成了深圳的白领阶层。对于她来说,这样一份工作可以带来自豪、自尊和体面。也让她觉得自己与“其他来大城市打工的女孩子不一样”。

可以,当我们深入到IT公司层面的劳动分工之中,就会发现,激烈的岗位竞争背后依旧隐藏着性别分工的权力关系。大部分的女性在IT职业中,多从事“前端”的开发工作或者是代码测试。

“前端”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创建Web页面或app等前端界面呈现给用户,以实现互联网产品的用户界面交互;“测试”工作即不断运行研发出来的软件以找出软件bug,提升软件性能。而这些工作相较于“后端”代码编程来讲,被认为“更加容易”“易于上手”“没有太多技术含量”。

这种“前端”和“后端”、“编程”和“测试”的工作分工实际上强化了性别界线,塑造了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后端需要的“逻辑思维”“编程能力”与前端被描述成“没什么技术含量”“简单”形成鲜明对比,并凸显了男性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在具体的IT产业分工中,女性“程序媛”承担了更多的沟通、交流工作,尤其是在项目需求分析、对接客户、团队开会时。这些工作成为连接并促进整个IT项目推进的重要根基,但遗憾的是,这些工作并没有被计入“工作量”,相反,却只是成为众多“不可见”的“非物质劳动”之一。

如果IT允许一些女性气质的存在,那么这种气质的凸显是通过传统的、被认为是女性母职的特性来概括,如沟通交流、情感阐释、协调协商等。而男性气质则通过不善表达、逻辑强、思维清晰的特点来概括。

“程序媛”这一昵称其实凸显了很强的女性气质。“媛”字本身带有强烈的社交和沟通倾向。“程序媛”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性别特征的词汇,一方面带有褒扬性,它肯定了女性在技术实践中独立、聪慧的角色;另一方面,“媛”字本身也展现出女性在工作中所承担的大量情感和沟通性的非物质劳动。在她们看来,“男生可能逻辑思维强一些,但是他们太容易害羞。女技术员更仔细、细心,也更愿意分享和沟通。”在技术话语中,女性程序员特有的性别气质并不占据优势,并常常面临被忽视或贬损的境地。

在“三高”行业里“吃青春饭”

互联网行业是高压、高强、高效的代言词。IT实践在中国的实践话语通常围绕理性、竞争、效率、逻辑等展开,认为计算机编程工作需要长时间、忍耐力、逻辑性和执行力。也正是如此,加班、赶工成为工作常态。

正如上文所言,在这样的“三高”话语下,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和在家庭分工领域下的“非物质劳动”被全然无视。家务劳动、看孩子、照顾老人、情感沟通等统统处于被忽略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女性程序员在承受高压工作的同时,又要负责打理好家务劳动。但是,一天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与无间隙的家务劳动只能压缩个人的休息时间,这其中的平衡很难取得。

“有时候是会迷茫。因为不知道之后怎么办。干我们这行的,就是吃青春饭。压力这么大,不能老是一直干吧?刚开始这几年还行,将来结婚生孩子,没办法加班熬夜的。曾经跟我一起工作的几个姐妹,要不做市场去了,要不干脆不干了。(我们)本身学历也不高,工资比较低,干得太辛苦。”

小琛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在深圳一家生产汽车导航仪的公司做IT。在谈到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时,她不无担忧。“吃青春饭”的职业特征导致了女性程序员在技术岗位上的不稳定行和流动性。我的田野调查发现,女性程序员的岗位流转速度快,不稳定性很强。尤其在职业发展遭遇瓶颈时,大部分女性程序员会选择转业做市场、营销等工作,而不是继续当编码员。

2015年接受访谈的三名女IT工程师,在2016年均离开了编程岗位,一位找了男朋友,选择回老家结婚生子;一位调到了市场部;另外一位,也就是小琛,因为怀孕辞去了工作。

因母职和家庭的需要,IT程序员这一职业如同空姐、模特等高度依赖性别时间的行业一样,被打上了“吃青春饭”的职业标签。最重要的是,原本作为界定IT程序员身份最重要的“技术”,也不得不让位给父权制控制下的社会再生产分工,让女性再一次被排除在社会技术生产领域。

也是因为此,女性程序员同男性程序员一样,会积极参与到“屌丝”身份的建构中。男性程序员称自己是“屌丝”,将自身现状与社会成功标准进行对比,而女性程序员的“屌丝”认同更多的体现在对无法建立女性气质的无奈、对家庭和事业发展的困境中。

“屌丝”一词最早流传于男性程序员群体,泛指处于社会底层、无权无势、远离权利中心的边缘人群。2011年开始,“屌丝”一词成为社交媒体热词,使用阶层逐渐泛化并成为戏谑、恶搞的网络流行文化。

借助“屌丝”所阐释的具有戏谑性的互联网政治,女性程序员积极参与到女性“屌丝”话语的建构中。在群组交流中,她们互称对方为女屌丝,积极参与创作网络交流的表情、符号、漫画,来表现在她们对于就业和职业发展的困惑,同时,她们会成立“女屌丝”群,作为一种言说共同体,来讨论具有女性气质的日常和生活事宜,通过信息共享、情感互动来建立社群支持和性别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屌丝”使用的性别泛化使其原本狭隘、男权为中心的意涵变得模糊,转而成为女性程序员社群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城乡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尤其是出生在20世纪末的农村新生女性,她们摆脱了家务劳动的束缚,开始走向城市的工作场域,但无论是第一代打工妇女还是其后新生的农村女性,父权体制留下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加之我国IT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可预期的产业文化和性别尊重体制未能完全建立,男权超乎寻常的优越感和控制性弥漫IT职场,从而有意无意间形塑了女性程序员多元化的身份认同。

作为具有一定内隐形和不可见性的技术人员, 微观的性别关系捕捉与发现十分具有挑战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信息技术产业中内置、隐形和长期被“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性别关系。

在信息化和数字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技术与性别不仅仅局限于IT生产场域,更会延伸至我们不断社交化和信息化的日常交流、生活、消费、传播中去。关注信息化时代下的性别—技术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作者孙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改写自作者的学术论文“跨越技术与性别界限:中国女性程序员的身份认同”(Straddl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Th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female programmers in China),文章收录于期刊《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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